风水术沿革

很难确切地说出风水术形成的年代,因为从人类早期朴素的选址活动发展到有一定理论指导的成熟的相地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况且难以用准确的定义把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
据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氏族部落的生活以渔猎、采集食物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孟子·滕文公》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区,人们构筑巢居,地势高亢的地区则营建穴居。而为了适应季节气候变化,又有“夏则居橧巢,冬则居营窟”之说。据考古发现和人类学资料表明,当时人们的居住方式的确主要是树居(巢居)和穴居,树居是人们依树仿鸟巢营建而居的方式,这种树居的方式由于架离地面,可以防野兽侵袭和防潮,所以在地势低洼和气候湿热的地区或季节被广泛使用,后来发展为干栏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的民族和地区在使用这种干栏居的居住方式,如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西南地区。而在地势高亢或寒冷的地区或季节,原始人类则选择天然洞穴作为他们的梄身之地,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广东马坝人等均是依托洞穴而栖身的。北京猿人住地周口店龙骨山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面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


到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此时的母系氏族社会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因而择地成为更迫切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域,更是当时人们乐居的地方。这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块面临沪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往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山脉。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沪河里流着清澈的河水。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这个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已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
有文字历史记载的相地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多世纪的股商
(公元前1783—公元前1135年)的甲骨占卜。在蒙昧时期的原始社会股人尚不能把握自然与自身,迷信于天地鬼神,凡遇大事均要占卜,问卦后方行事。从《周礼》记载看来,龟卜不但用于中国风水的卜宅,而且是当时的主要国事,如“凡国大事,卜立君,卜大封,则高作龟。大祭祀,则高命龟。凡小事淮卜,大迁,大师,则占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占卜活动,到股商时代就已经有了较完善的方法和制度,汉代司马迁著有《龟策列传》专论甲骨占卜问卦的方法是先将龟甲或动物肩胛骨用铜制的工具进行钻凿,而后以火炷烧灼钻凿槽穴,此时出现的裂纹称为兆文,然后观察其兆文的走向和形状,以象兆判断做某事或出行的吉凶与否,最后将结论刻于甲骨上,称为卜辞,作为指导行事的参考(见图1-4)。
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其中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寨、作宗庙、作宫室、作墉、作覆等。作邑就是筑城,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作邑的记载。如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乙》570)
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
贞:王作邑,帝若?八月。(《丙》86)
文中“争”“丙”是占卜者的名;“贞”为问;“若”为顺表示允许。以上卜辞,均为殷王要修建城邑,卜问于上帝以定吉凶之辞。“我从,兹唐”,为顺从上帝之意愿在唐这个地方修建城邑。修建城邑乃国家大事,故必须反复卜问方能择地动工。这便是通过占卜法决定营邑的地点是否合适的“居”或“卜地”了。《商书·盘庚》所记载的商王盘庚都于股的训话中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意为天帝将授命我们在此修建新邑,永远昌盛。从表面上看,商人迁都和作邑是根据占卜反映的鬼神意志决定的,实际上商人的几次大的迁都和作邑的根本原因,仍是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如部落战争、地理气候、水草资源及自然灾害等。甲骨卜辞中的反复卜问亦说明占卜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周承股制,周代(公元前1134—公元前247年)依然保持了股商占卜的传统。但周文王根据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象形大自然所创画的先天八卦为体,创造了后天八卦来认识、规范世界的事物,并作《易经》,后有孔子作《易传》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自此,中国风水的卜居,由龟卜渐渐转化为卜筮。2《经》、《传》和宋代朱熹撰的《周易本义》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卜筮著述。


周人也曾多次迁都和营建新邑,见于史籍的有公刘迁豳、古公迁岐山、成王营洛邑三次。与股人之俗相同,周人建洛邑之前,亦反复卜问而后定。《书经·周书·召诰》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丰。惟太保先周上相宅,越若來,三月。唯丙午朏(月出之日),越三日(戊申日),太保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这里记述了周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早晨,自镐京来到丰后,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今洛阳)勘察了那里的环境,至下个月初三丙午新月初现,又过了三天到戊申日,太保召公于这天清晨来到了洛,首先占卜筑城的位置,结果一卜得吉,于是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见图1-5)。
占卜得地,而营建需要确定方位和方向,当时确定方向的主要方法是看星象观日景。《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臬以悬,视以景,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就是在水平地面上竖一根与地平面垂直的表杆,从日出到日落,每天连续地观日影,并在平面做上记录,直到日影吻合为止,周而复始,得出日影规律,然后根据日影规律制造可以判明方向和时辰的土圭。《周礼》还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可见当时的土圭,不仅依靠日景可以定向定时,而且还可用以封国测土地和相宅。这种土圭,后来成为定时定向的日晷,也是风水罗盘的萌芽。
由以上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远在商周之际,智慧的先人对城邑、房屋坐落的方向及周围的居住环境都曾留心考察。至于一国之首邑,更是慎重其事,由王公贵族携术士前往相地卜居,而后作邑筑城,绝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营建起来。在有关相地营邑的早期文献记载中,虽然其卜地过程流露出古人对鬼神上帝的畏惧和顺从,但在实际选择时,却往往偏重于地理资源的勘察,并非完全以占卜吉凶而定。对于一般百姓而言,相地的取舍则更是以方便生计的功利性作为准则的。卜为虚,利为实。如此说来,这种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相地可以看作风水发展的前期积累阶段,而经过长时间的不断实践和总结,逐渐演化出一套系统的相地理论和方法时,堪舆风水这个称谓方可成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中国历法研究文献,据传天皇氏创干支,伏羲氏作甲历,黄帝氏命大桡作甲子,太吴氏(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8年)
设历正,颛顼氏(公元前2513一公元前2436年)作新历,公元前24世纪的尧帝命羲和敬授人时,设立了专职的天文官,专门从事“观象授时”,期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而成岁。迄至夏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1786年)元年丙子(公元前2205年),即颁夏历于邦国,为我国民用历(阴阳合历)的开始。《尚书·尧典》已有年、月、日、句、四季、闰月的概念,并有以星象定季节的描述。《大载礼记·夏小正》相传记载了夏朝的历法,按月记载中星、斗柄指向、气候的变化。《大载礼记·夏小正》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历法。股商的甲骨文中已有六十干支表,并有日食、月食,新星、恒星(甲骨文有“鸟星”“太岁”等名字)的记录。公元前12世纪股末周初采用二十八宿划分天区。战国时期的历法、天象记录等都已相当完备。不过从早期的天象记录和编历看,“观象授时”多与人间祸福相关联,这大概是后世风水的元运九星和日家的萌芽
在社会学方面,哲学思想特别活跃,学术气氛浓厚,阴阳、八卦、五行、元气诸学说方兴未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五帝》篇中记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春秋时期《尚书·洪范》
曰:“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樯。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樯作甘。”《大禹谟》曰:“水火木金土,谷维修其源.起于河图洛书数。盖河图之一六,水也。二七,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十,土也。在图则左旋而相生,在书则右旋而相克也…”五行不仅用以归纳物质的属性,还和季节的变化和空间方位联系起来,与阴阳、八卦等融合成为规范世界的观念和理论。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竟相筑城,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这个时期出现的《考工记》《管子》《周礼》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筑的经验,制定和提出了建国(都城)与营国制度,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考工记》强调礼制等级的中轴线规划思想进行了补充,主张从实际出发,不注重形式,要“因天才,就地”,不受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提出“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而在城市选址和处理城市与自然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立政篇》提出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指导理论。这为风水理论强调选址和规划的“自然观”,重视对环境的尊重,注入了科学的理念。所以,这个时期的哲学和城市规划理论成果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该时期堪舆家的故事。战国秦惠王之弟各疾,据说他死后葬于渭南章台之东。这个地方是他生前选定的,他说:“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到了汉代,果然是“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当其墓”
(《史记·樗里子列传》)。后人认为他所相定的坟墓,位于帝王宫殿之间,能造福于子孙后代。如果真有其事,那实际上也是其所选基址较好,受到后世宫殿规划和选址者的青睐罢了。这个故事说明,对于建筑的地理形势,依然受到相当的重视。因为“疾”是渭南樗里乡人,人们称为“樗里子”,后世地理家也因此奉他为相地术正宗,成为地理家的祖师爷。《史记》还有许多关于相宅相墓的记载,不过这类宣传风水家如何灵验、所相之墓宅为后代子孙带来富贵荣华的故事,多数是由后人杜撰出来的。
秦代虽然时间短促,但筑长城、建阿房、开驰道、修灵渠,这些重大的土木水利工程,均需要精确的定向定平技术,始皇陵的选址和修建应该与堪舆术密切相关,据明代徐继善撰《人子须知》记载,秦有隐君子体易撰,陈博注释的《青囊经》,青乌子撰《青乌经》的堪舆著作。
到了汉代,颁布了至今发现最早的一部较完备的历法—《太初历》,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周髀算经》等天文著作相继问世。公元前2世纪,西汉司马迁著的《史记·天官书》中详细记载了天象。随着农业发展对节气气候提出的要求,此时二十四节气已经创立完善,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详细记载。至此,天文历法、节气律令、阴阳五行等对规范宇宙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框架条件已经建立,测时定向的技术也已具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月令图式”世界观就此形成。阐释事物发展变化的阴阳、五行、八卦,表明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四方、四时、天干、地支、律令,以及作代数运算的数字等因素围绕阴阳五行的原理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宇宙万物时空合一的时空认知模式,普遍地指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极大地影响着古人对环境时空的理解和规划建筑设计的概念。
当然,阴阳五行的滥觞也促使汉代玄学的盛行,汉儒董仲舒大肆宣扬“天人感”“人符天数”等谶纬学说,致使各种谶纬迷信如龟占、筮占、星占、相术、求仙等风气盛行一时,一方面使得风水学理论趋于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其变得玄奥神秘起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好其术,遂使京内学者提而倡之,其风日甚。到东汉王充时代,风水术已发展到占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地位,因而引起了唯物主义思想家们的抨击,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就多次批驳风水占验之说。《论衡·四讳篇》说: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祥,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体?何害于宅神?西益不祥,损之能善乎?西益不祥,东益能吉
“西益宅”指向西扩建宅室;“讳”指忌讳而不敢建。这在当时大概已成为相宅的一条原则,所以遭到了王充的犀利批判。《论衡·诘术》还提到一种将阴阳五行的五音用之于相宅的方法:将宅定为五音,姓有五声,依其姓的发音属于宫商、角、征、羽哪一类,来搭配应居住于哪一朝向的住宅,这门堪舆术称为“五音相宅”。
汉代风水术已和源于天文历法的黄道发生了密切关系。黄道本是指太阳一年在天球上运动的大圆轨迹,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可确定四时季节。后来,它与推算占验吉凶宜忌结合产生了黄历。风水术与黄道结合后,风水术已发展为与时间方面的吉凶观念融为一体,奠定了元运风水和日家风水的基础理论。王充《论衡·谏时》中也收录了关于时间和方位忌讳的论述世俗信起土兴工,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已之家见食矣。


这里“太岁”是指旧历纪年所用值岁干支的别名,如逢甲子年,甲子即是“太岁”。因习惯上只重视“岁阴”(指十二地支),故有“太岁在子”之说。古代中国人把东南西北分成十二等份,以十二地支或十二辰命名,刻在方形的木盘上,表示大地的方位,称为地盘;又把二十八宿、北斗星等天宫主要星象刻在圆形的木盘上,以示天体的运动,称为天盘。天盘在上,地盘在下,天盘的圆心轴立于地盘中心上,可以随天体的运行转动天盘,这样就可以根据它来确定天体运行与大地方位之间的关系,利用空间与时间的配合推算吉凶,这种仪器称为“式盘”。因其多出现于汉代,又称为“汉代式”(见图1-6),用式盘推算吉凶叫做“演式”。汉代相地家认为,动土兴工要考虑天体,如日(黄道)、月(月建)、太岁等运行情况。《论衡》所论述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假如动土营建的年和月正好是太岁在子之年,月建在寅之月,而又在地上子位、寅位动土,就要殃及西位、已位的居民此即所谓“太岁头上动土”的禁忌。这是古人把相地与观天相结合,方位与时间相结合而产生的禁忌。不过,这种禁忌与自然条件关系似乎不大。
汉代出现了一批有关堪舆术的专著,如朱桃仙的《搜山记》《地理赞》,留侯张子房的《赤霆经》,王澄撰的《二宅心鉴》,还有《狐首经》《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五音地理经诀》《周公卜宅经》《黄帝宅经》《图宅术》《行年起造九星图》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堪舆金匮》有十四卷,《宫宅地形》有二十卷,可惜皆已失传,不能详窥其内容。其中《黄帝宅经》《图宅术》可能涉及相宅内容,而《宫宅地形》《五音地理经诀》则可能是关于宅邑相地的著述。两者可能是后世风水“理法”与“形法”理论代表的最早论著。
大约从秦汉开始,风水术在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先秦相地术中的玄学成分;至汉代加入天文学和其他谶纬内容后,原本朴素的相地术因玄学成分加重而具有浓厚迷信色彩。比如在传承商周“灵魂不死”“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的基础上,认为阴宅(坟墓)位置的好坏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厚葬先人可以庇佑后人。而秦汉更重视坟墓的营造,帝王贵族的陵墓始兴累土为坟,而一反战国以前“墓而不坟”的葬制;与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理论结合起来以占验吉凶,把营建宫室、坟墓的人事同天体运行的天象相联系,产生了“黃道”“太岁”“月建”
等“人符天数”的忌讳,这均是风水术堕入玄学迷信的标志。
梁启超先生在其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认为风水始行于东汉,大盛于三国
自西京儒者,翼奉、睦孟、胡向、匡衡、龚胜之徒,既以盛说五行,夸言谶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甚。东京儒者,张衡、郎觊,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扬厚等,亦斑斑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梃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始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著葬书注青囊,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则其时风水之盛行可知。
看来东汉至三国的许多文化人参与了风水著说之事,对风水理论的成熟起了很大作用。综上所述,认为风水术形成于汉代大概不会有太大的谬误。


在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会状态。南北朝的玄学兴盛与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魏时的管辂所著的《管氏地理指蒙》,晋人郭璞的《葬书》,南北朝的王征所著的《黄帝宅经》等,均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见图1-7)。这说明此时的风水学得到了汇总归纳,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阶段。由秦至晋,风水理论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玄学风水与古代科学朴素风水的分道扬镳,在玄学风水方面,由先秦的卜宅转为秦汉的相宅相墓;在古代科学风水方面,至晋则建立了以郭璞的《葬书》“乘生气”为主导的理论基础。
先来看看玄学风水的流变。玄学源于术数,术数大概也是萌芽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三代,就已规范,如《周礼·春官》说的“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是夏代的易学,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由艮卦开始,应当是游牧时代的产物,在草原观看天象而创《连山》。《归藏》是殷商的易学,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由坤卦起,应当是以农业为主的时代的产物,观生产物象而造《归藏》。《周易》为周文王造《易》,孔子作
《传》是周代的易学,象征天地之象,天人关系,由乾坤二卦开始,已有上下尊卑六亲之序,是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产物,其中包括了天地人三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连山》《归藏》早已失传,近代风水罗盘注记的《连山》和《归藏》只有卦象而无文字,在运用上与《周易》分工,一为分金,一为消砂纳水,一为日家
《周易》是我国古代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易学经典,历史上多有学者注释研究演绎,在《中国丛书综录》中收录的《易》类书,就多达九百余种。汉代哲学家杨雄,仿《周易》占法创立了《太玄经》,司马光曾为之作序。司马光《读玄》云:“或曰:《易》之法与《玄》异,杨子不遵《易》而自为之制,安在其赞
《易》乎?且如与《易》同道,则既有《易》矣,何以玄为?”因而不为世人所择。汉代的京房创《京房易》,为易学中著名的一派,给《周易》渗入纳甲,后世风水界、命理界、卜卦界则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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